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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掷8000万刀,美国为何要“全员上阵”翻译中国的政策与论文?_腾讯

豪掷8000万刀,美国为何要“全员上阵”翻译中国的政策与论文?_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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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玉霞、任东升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导读】当特朗普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镜头前握手、微笑、谈论合作与稳定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国会和情报机构，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另一件事：翻译中国。不是翻译《论语》或《红楼梦》，而是翻译中国各级政府发布的政策文件、军事著作、科技预算、领导人讲话，甚至高校实验室的年报——只要它们出现在中文互联网上，且是开源的。

2024年4月，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联合提出《开放翻译中心法案》，要求联邦政府每年拨款8000万美元，成立专门翻译中国开源信息的国家级机构。尽管法案尚在审议中，但美国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各大智库和基金会早已“全员上阵”。从斯坦福大学的“数字中国”项目，到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侦察机”机器翻译平台，再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解读：中国”计划——美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和精度，将中国公开的信息转化为自己的战略情报。

这项被作者称为“翻译中国”的行动，并非单纯的技术性工作。它的背后，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赋能下的开源情报革命，更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信息基础设施”。通过翻译、解读、培训、立法转化，美国知识精英正在用“中国人的话”来研究中国。

本文首次系统揭露美国“翻译中国”行动的全貌、参与主体、关注重点及其对华影响。在中美关系微妙回暖的表象之下，这篇文章揭示了一条隐秘却愈演愈烈的“第二战线”。

本文原载《当代美国评论》2024年第4期，篇幅所限，文章有所删节，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美国“翻译中国”行动及其影响评析

2024年4月11日，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分别提出《2024年开放翻译中心法案》（Open Translatio n Center Act of 2024）和《开放翻译中心授权法案》（Open Translation Center Authorization Act），要求联邦政府出资成立专门翻译中国开源信息的开放翻译中心。早在2021年7月，美国民主党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Joaquin Castro）、比尔·基廷（Bill Keating）和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布赖恩·菲茨帕特里克（Brian Fitzpatrick）等便向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提出《开放翻译与分析中心授权法案》，要求联邦政府2022财年拨款8500万美元，2023—2026财年每财年拨款8000万美元，成立重点针对中国的开放翻译和分析中心。该法案虽未获众议院通过，但美国政府机构尤其是情报部门实际上早已开始大量翻译中国开源文本，智库也纷纷启动相关项目，“翻译中国”已经发展到美国政策界“全员参与”的程度。2024年美国国会议员再次提出相关法案，既说明其对“翻译中国”战略价值的重视，也是该行动快速发展的结果。美国的“翻译中国”行动实质上是由政府介入并主导的国家行为，探析其翻译机制和政策对于中国相关部门研判其对华影响至关重要，但目前国内尚缺乏相关研究成果。鉴于此，本文拟系统评析美国“翻译中国”行动的全貌，以便为中国评估其对华影响和应对提供依据。

▍美国开展“翻译中国”行动的动因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开始实施“翻译中国”行动，这是一项由美国官方翻译机构、智库、基金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力图将中国互联网上的军事、科技、政治等领域的中文开源文本翻译为英文的活动。美国开展“翻译中国”行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隐含着深刻的战略动因。
(一) 国际局势和技术变革下的无奈之举
第一，涉华情报需求增长，但在华人力情报网重建难度增加。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安全议题范畴逐渐扩展，各国不得不扩大情报信息收集范围。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进一步增大对华施压力度。美国涉华情报需求与日俱增、范围不断扩大。但自2010年起，美国在华情报网逐渐缩小，美国重建人力情报网的难度大大增加，其涉华情报获取量难以满足需求。在此形势下，美国情报部门不得不转变对华情报工作方法，提升对从中国互联网上收集和翻译中文开源信息的重视程度。
第二，技术进步使美国官方开展秘密谍报活动愈发困难，但为其收集中文开源情报提供了新路径。2024年1月，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William J.Burns）称，微型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为其对手提供了强大的新工具来迷惑、躲避和监视其开展的谍报活动，同时也为其自身的谍报活动赋能。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得开源信息收集更为便捷、高效，也使得对公开资料的科学收集和分析可以提取出越来越多的有价值情报。通过翻译和数据分析技术，结合专家的精准研判，美国可以从中文开源文本中得到大量具有战略价值的情报信息。
(二) 制定对华竞争政策的重要支撑
在美国国会议员看来，“翻译中国”是美国对抗中国的重要支撑。三份关于成立开放翻译中心的提案均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功依赖于准确感知和理解他国内外政策的能力；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布的开源文本是了解这些国家政治、政策、意识形态、意图和活动的独特而宝贵的窗口；外语人才的缺乏严重阻碍了美国政策制定者、记者、学者、学生和其他人士理解中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政府的能力；冷战期间，外国广播信息服务处通过提供翻译和开源分析，培养了几代外交官、记者、学者、学生和其他人士；当前，需要一个公共翻译和分析机构来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增进公众理解。”按照三份法案的规划，该机构的使命是翻译、分析和公开传播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或指定国家的政府文件和其他文件，以增进对这些国家的政府、管理机构、军队、经济和文化的了解；为翻译的材料进行适当的背景介绍和解释，以便使用者理解其含义和意义；尽可能多地公开翻译材料，并对无法公开的重要材料提供摘要；培训和培养能对相关国家进行专业分析的优秀人才和语言学家。
可见，美国“翻译中国”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准确理解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为其对华决策提供依据；二是加强对外交官、记者、学者、学生等的培训，以培养专业翻译和分析人员；三是按照政府期待的方式帮助公众进一步“理解”中国。《2024年开放翻译中心法案》的提出者们对此作出了明确阐述。卡斯特罗指出：“美国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竞争对手对我们的了解超过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国会一直支持开源翻译项目，帮助美国人了解我们的盟友和对手。但随着我们对这些项目投资的减少，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增加了对此类项目的支持，我们处于战略劣势。开放翻译中心将成为美国记者、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宝贵资源，推进对21世纪我们面临的全球挑战和机遇的理解。”民主党参议员塔米·鲍德温（Tammy Baldwin）也表示：“为更好地了解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威胁，在世界舞台上与其竞争，并保护家人的安全，我们需要关于竞争对手和敌人的准确的、最新的信息。而这需要从阅读、翻译和准确理解他们所写和所说的内容开始。”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时任主席加拉格尔也提出，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解并对抗这些威胁，必须能够阅读和理解我们对手的一手信息。建立开放翻译和分析中心是国会可以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更好地了解和保卫自由世界的两党合作举措”。
(三) 开展中国研究的主要倚重
据战略翻译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Translation）负责人葛里尔（Tanner Greer）分析，美国智库纷纷翻译中文开源文本是因为，以往学者主要依靠实地调查、采访或查阅档案等方式研究中国制度，这些工具已经过时；而随着中美竞争加剧，美国了解中国的需求愈加迫切，需要新机构来提供新工具。因此，他们借鉴冷战时期的做法，设立翻译机构，在各大学和研究机构设立研究中心，通过分析开源文本来观察中国。这一研究路径不像之前那样依赖于对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或转引他们对大量中文资料的总结，而是要直接“阅读中国人用自己的话在说什么”，获取并学会阅读中文资料是重要前提。战略翻译中心就是为满足这一需求而成立的。据葛里尔介绍，美国智库均是出于类似缘由才启动了翻译项目。如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表示，“中国将汉字视为他们的第一道密码、第一道防线，以防他们的思想和观念被西方所知”;为帮助英语受众获取这些信息，从而做出最佳决策和计划，该研究所通过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相结合的方式，将中文文件译为英文，并公开发布。

▍美国“翻译中国”行动的参与主体

美国“翻译中国”是在政府主导下，由官方翻译机构、智库和各大基金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一项行动。
(一) 美国官方翻译机构是首要参与者
美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口笔译员雇主，其各部门内大多设有翻译机构。如国务院设有语言服务办公室，负责为白宫、国务院及其下属委员会和实体机构提供口笔译及其他语言服务。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设有语言服务处，负责为相关机构提供口译、笔译和语音转录服务。由于翻译外语材料的能力对于反恐、反情报和刑事调查至关重要，联邦调查局于1999年设置语言服务处，负责管理其翻译工作和将其收集的大量外语材料翻译成英语的语言专家。“9·11”事件之后，为确保其外语资源库在战略上与其业务和国家情报优先事项保持一致，该局又在其总部设立语言服务翻译中心（Language Services Translation Center）。2003年成立的国家虚拟翻译中心（National Virtual Translation Center）也由该局负责管理，是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内部的协作性政府机构，旨在为美国情报界、军方和其他联邦机构提供及时、准确、高效的翻译服务。此外，中情局、国家安全局以及联邦调查局等每年都会聘用数百名外语专业人员担任特工、语言专家和语言分析师。
美国官方的“翻译中国”行动主要由其情报部门内部的翻译机构负责实施。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中情局就建立了外国广播信息服务处，专门负责监测和翻译外国政治演讲、无线电台广播和电视台节目、新闻社报道、报纸和期刊的时事新闻和评论。1957年，美国商务部技术服务局成立联合出版物研究处（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充当中情局的一个工作小组，专门为政府官员、专业机构和研究所、工业团体收集并翻译材料。这两个机构翻译了大量涉华信息和文献，相关译文成为冷战期间美国了解中国、获取涉华信息的重要素材。
随着中美竞争不断演化，中文材料的翻译成为当今美国某些官方翻译机构的重点任务。根据有限的公开资料，美国此次“翻译中国”行动主要由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等下设的翻译机构或中国事务中心主导。为满足同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需求，中情局一方面多次改组，2021年专门成立“中国任务中心”（The China Mission Center）作为协调涉华情报工作的“中央机制”，招聘了100多名语言及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专家，负责翻译和分析已收集的海量涉华情报；另一方面将涉华情报工作扩展到每个角落，在全球范围内投入更多资源用于涉华情报收集和分析，仅在两年时间里其用于中国的整体预算比例就增加了一倍多。为大力招募外语人才尤其是中文专家，中情局正在通过“外语激励计划”为外语技能达标的新老员工提供奖励，中文技能也在该奖励计划之内。近年，联邦调查局管理下的国家虚拟翻译中心也将翻译中文材料列为重点任务之一，并加紧招聘中文翻译人才。为提升国家虚拟翻译中心的翻译能力，2024年3月联邦调查局与MSM科技（MSM Technology）签订长达42个月、近500万美元的合同，以为国家虚拟翻译中心提供技术服务。
早在冷战时期，成立官方翻译机构服务国家战略实施便已是美国的惯常做法。国会议员在2021年提出建立开放翻译与分析中心，说明美国既有官方翻译机构尚难满足涉华信息翻译需求，亟需新建一个国家级翻译机构统筹全局，以“最大限度地加强与美国公私部门包括联邦机构，以及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合作，以便高效地获取原始材料，消除重复劳动”。时隔两年多，国会再次提出成立类似法案，且由参众两院议员共同推动，更是说明美国“翻译中国”的迫切性。尽管2021年法案未获通过，2024年法案也在审议中，但从美国翻译机构发展史看，开放翻译中心的成立或许是迟早的事情。
(二) 美国的中国研究智库是中坚力量
关注中国军事问题的美国智库是最早从事中国材料翻译工作的机构。自2006年10月起，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便开始将中国关于造船、全球商业、海洋法和海军外交领域的信息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翻译了大量一手中文资料。2020年11月，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启动名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In Their Own Words）的项目，将中文军事文献译为英文。2024年1月，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成立中国陆地力量研究中心（China Landpower Studies Center），该中心重点研究中国陆军和地面部队，同时关注中国国家政策和战略问题，旨在加强美国陆军/三军将领对中国和中国军队的战略、能力和发展的了解，并为其决策提供信息。该机构与美国国防大学、空军大学和海军战争学院等其他专业军事教育机构的研究中心类似，运行机制与中国海事研究所和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基本相同。该中心虽尚未公开设立翻译项目，但从美国军队机构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及该中心的成立目的来看，其研究也离不开对一手中文资料的收集和翻译。
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研究中国科技政策的智库逐渐认识到中文开源文本收集、翻译、解读的战略价值，开始设立翻译项目。2017年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设立“数字中国”（DigiChina）项目，旨在通过直接接触和分析中文原始资料，为相关材料提供背景介绍、翻译和专家解读等，推动美国对中国技术政策发展的分析和理解。该项目设立不久便得到新美国、哈佛大学伯克曼·克莱因中心和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支持，并与荷兰莱顿大学莱顿亚洲中心有持续合作。2019年1月，乔治城大学成立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其研究领域涵盖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的应用及安全评估，生物安全风险及法律法规，数据科学和机器学习的最新方法，中国等国的人才培养预算和招聘情况，亚太地区和欧洲等世界主要地区的技术生态系统评估，尖端半导体等国家安全相关技术的供应链研究，全球人工智能劳动力供需和流动情况等。为获取相关一手资料，该中心在成立初期就设置了专门的翻译部门，旨在为其情报分析师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与安全和新兴技术相关的翻译服务。有学者分析发现，“来自中国的开源信息已成为美国监测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情报源”。
自2020年起，美国的国际关系和中国问题研究类智库也加入到“翻译中国”行动中。与军事和科技研究智库不同，这类智库更侧重对中国开源政治文本的收集、翻译和解读。如2020年10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启动“翻译中国”（Translating China）计划，其“委托翻译了一系列在中国公开发表的、重要但大多被忽视的讲话、报告和文章”。2021年《开放翻译与分析中心授权法案》提出后不久，尤其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前后，更多国际关系和中国问题研究智库加入到对中文开源文本的收集、翻译和解读中来。2022年2月2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启动开源项目“解读：中国”（Interpret: China），旨在建立一个由中国政府文件、官方讲话和权威学术论文等一手资料构成的英文资料库，“推动有关中美关系和中国崛起的战略话题的讨论”。2022年11月14日，战略翻译中心成立，其主要任务是对目前只有中文版本的、具有战略和历史价值的资料进行翻译和注解，并通过介绍性文章、词汇表和评论等方式，让缺乏中国政治专业知识或看不懂中文的政治家和学者能够阅读和理解这些资料。
对中国话语和叙事进行翻译、解读和转化也是布鲁金斯学会一直在做的事情。早在2021年4月，其研究员杜如松等就依据对60多篇中文文献的翻译和分析撰写报告。2023年11月2日，布鲁金斯学会“全球中国”（Global China）项目第三阶段“翻译迷失：解码中国战略叙事”正式启动，其目标是为就一些基础性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创造空间，从而为美国确定未来10年及以后的对华政策方向提供依据。
(三) 美国各大基金会是重要赞助力量
美国很多基金会与政府存在合作关系。美国“翻译中国”行动之所以能够如火如荼地实施，除有政府资助外，也离不开基金会充足、持续的资金支持。如斯坦福大学“数字中国”项目的后期资金主要来自福特基金会。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的资金来源包括开放慈善基金会（Open Philanthropy）、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马斯克基金会（Musk Foundation）、帕特里克·J·麦戈文基金会（Patrick J.McGovern Foundation）等。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解读：中国”项目的资金来源于福特基金会和纽约卡内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York）。战略翻译中心则是由美国治理基金会（American Governance Foundation）出资建立的。

▍美国“翻译中国”行动的关注重点

美国的“翻译中国”行动以服务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实施为宗旨，重点关注中国军事、科技和政治等领域的政策和社会动态。
(一) 中国军事政策、军事著作和研究论文
大范围翻译中国军事资料是美国军事研究机构服务于对华军事决策的重要任务。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团队翻译的中国军事文本有四类：一是1998年以来中国发布的国防白皮书、《2021中国的航天》、党政军领导人的涉军讲话和指示等，二是《战役学》等12部中国军事战略思想和理论著作，三是《认知域作战中的语言对抗》等4篇军事研究文章，四是编译了《解放军术语和概念：培训、演习和教育》（PLA Terms and Concepts:Training，Exercises，&Education）和《军民融合术语：参考指南》（Military-civil Fusion Terminology: A Reference Guide）两部中国军事术语概念手册。其官网公布的中国军事译文应只是其翻译成果的一部分。自2024年4月24日起，中国海事研究所开始英译中国军事和海事出版物上的文章。
(二) 中国科技政策和最新进展情况
2017年8月1日至2024年11月16日，“数字中国”项目发布了342篇与中国科技政策相关的原始资料的译文，资料的时间跨度为1994年2月18日至2023年8月23日，主题涵盖网络安全法规、数据治理、人工智能以及中国官方推动技术自主性提升的相关举措。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将人工智能、先进计算和生物技术进步的影响作为研究重心，开展相关研究工作的基础是将大数据技术及人工智能方面的重要外语文献翻译成英语。截至2024年3月，该中心已翻译510篇文件。截至2024年11月16日，其官网公布186篇译文，其中中国科技政策文本数量为166篇，占其公布总量的89.2%。这些文本包括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发布的科技政策文件、通知、法规，甚至还有中国各政府部门的年度预算。
为帮助更多人获取中国科技信息，2023年9月20日，该中心正式启动中文科技新闻发现工具“侦察机”（Scout）。它融合了最先进的机器翻译、大语言模型、人工注释和主题专家审查，可以从有影响力的中国媒体上及时编译、汇总新兴技术相关内容。通过该工具平台，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对中国的《科技日报》、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等官方媒体和机构网站，以及36氪、雷峰网、智东西、腾讯研究院等民营科技网站进行动态监测和追踪。截至2024年11月16日，该平台已将3298条中国科技新闻译为英文，相关信息涉及中国的人工智能、信息与电子工程、环境与生物技术等18类科技的发展现状和最新进展。
(三) 中国政治类文本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解读：中国”项目以翻译中国政治文本为重点，截至2024年11月16日，该项目已发布327篇中文开源文本译文。其翻译选材标准包括：出版商、平台、作者的单位是否和政府存在隶属关系，或是否在业内享有声誉及是否参加过重大活动；该文本被引用的广泛程度；该文本是否提供了对某一特定主题讨论的深入分析；该文本是否提供了可能影响决策过程的新颖论点。战略翻译中心也以翻译涉及中国制度和政策的信息为己任，截至2024年11月16日，该中心已发布20篇译文。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项目也翻译了包括国家规划、决定、会议和外交文件等在内的大量中国政治文本，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

▍美国“翻译中国”行动的成果转化应用情况

美国的“翻译中国”行动已经产出海量翻译成果，部分已经公布，主要用于向多方传递关于中国的信息、培养中国问题研究人才、服务对华决策。由于美国官方翻译机构的翻译成果转化应用情况难以获取，因此本文主要考察智库的相关情况。
(一) 向多方提供涉华信息
各类“翻译中国”项目成果的基础作用是向美国官方、研究机构、学者、民众甚至其他国家的英语受众传递中国信息。这是实施相关项目的美国智库公开发布其译文，并在社交媒体上开设专门账号进行推广的重要原因，也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如“解读：中国”的译文已引起多个智库关注，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官网不仅直接链接到其网站，还转发了部分译文，这说明智库之间正在尝试通过翻译资源共享实现涉华信息互补。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翻译活动也“具有向内和向外传达信息的双重功能”，一方面为相关研究者深入开展科研活动提供重要参考，另一方面也为决策者了解中国科技政策提供便利。比如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其提交给国会的2022年度报告中便引用了其译文。该中心还定期向美国国会和国家安全决策层提供证词、分析报告和翻译文件，并免费提供相关领域的翻译服务。
(二) 培养中国问题研究人才
美国官方翻译机构和智库并不满足于对涉华文本的翻译，还通过提供导读、注解、解释核心概念或术语、评论、分析等方法帮助读者理解相关文本，并定期召开培训研讨会，传授文献阅读和总结的方法，为政要和学者提供解读中国战略的新方法论。截至2024年11月16日，“解读：中国”项目共发布了33篇基于相关翻译文本撰写的分析文章。早在2023年3月，《日经亚洲》便报道称，该项目“正在改变美国分析人士讨论中国的方式”。战略翻译中心也未止步于对中文开源资料的翻译，而是想通过关于解读翻译文本的培训和研讨，提升美国政治家和学者分析中国战略的能力，培养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因此其一项重要工作是开展以阅读和分析相关译文为主的培训研讨会。例如2023年1月18日，该项目举办了题为“中国人眼中的中国政治”的讨论会，由项目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历史学教授、“解读中国梦”（Reading the China Dream）项目主任王大为（David Ownby），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政治和安全事务项目资深主任纳杰·罗兰（Nadège Rolland）传授解读中国的方法。
2023年和2024年夏季，该中心还举办了系列研讨会，指导年轻记者、研究生和政府分析人员对中国政策进行开源分析。布鲁金斯学会的“翻译迷失：解码中国战略叙事”项目也旨在通过文本分析、话语分析等手段，“审视中国关键战略概念、流行理论和普遍争论，并讨论它们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三) 服务美国对华战略决策
美国“翻译中国”的目的并非单纯获得中国信息，还在于据此开展中国研究，服务美国对华战略决策。杜如松等基于60多篇中文文献译文撰写而成的《中国的北极活动和野心》报告不仅引起了时任国务院美国北极地区协调员詹姆斯·德哈特（James P.DeHart）的高度重视，相关观点还被纳入2022年10月拜登政府颁布的《北极地区国家战略》。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主要为决策者提供有关新兴技术安全影响的数据驱动型分析，致力于培养新一代决策者，以应对新兴技术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基于相关翻译资料，该中心产出了大量关于中国科技的研究成果，截至2024年11月16日，其共产出186篇分析文章、32篇国会证词、58篇数据简报、50篇数据快照和14篇数据可视化分析。其中有不少内容已转化为或被纳入国会立法，如2022年8月正式生效的《芯片与科学法》正是主要基于该中心关于中国半导体供应链的翻译和研究工作而提出和制定的。该中心将该法案的通过视为对其“四年以来不断开展半导体和制造设备供应链对国家安全和经济领域重要性研究分析”的高度认可。
美国“翻译中国”行动的成果转化和应用方式有几个趋势值得特别关注。其一，各项目各有侧重、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旨在全面“翻译中国”，解码中国各领域的战略信息。其二，各项目均配备专门的翻译团队，除战略翻译中心等旨在将翻译文本用于培训中国研究人员外，其他大多数项目翻译数量很大，翻译选材紧跟中国各领域最新动态，为美国决策层和研究机构及时了解中国最新政策和军事、科技、政治最新进展以及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极大便利。其三，开源文本是美国的重点翻译对象，文本获取的便利性以及美国在计算机辅助翻译、生成式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将极大提升美国获取中国信息的能力，未来将有更多项目团队像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那样启动涉华信息机器翻译平台。其四，相关译文既会在官方网站公布，也会在X等社交平台推广，传播范围广，这些对外公布的译文经过精挑细选，其中存在不少恶意解读和翻译的内容，旨在向美国社会和英语国家受众传递有关中国的误导性信息。其五，翻译成果应用方式多元，既用于向英语受众传递中国信息，又为美国研究机构提供研究资料，还可用于开展中国研究培训，由于相关成果大多基于一手中文资料翻译而来，因而易于获得民众认可或被决策机构和立法机构采纳。

▍结语

美国“翻译中国”行动是安全问题泛化、技术进步以及美国对华战略部署调整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根本目的是通过翻译中文原始资料解码中国战略叙事、开展中国研究，进而为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提供决策支持。美国当前已形成以情报部门为主导，由智库和基金会协同，美国知识精英作为主要参与主体的，上下联动的全方位“翻译中国”实践体系。在美国在华人力情报网被毁和访华人员减少的形势下，“翻译中国”已成为其决策层制定对华政策过程中全面获取涉华信息的重要途径。相较而言，中国对涉美信息的获取严重不足，这种信息差使得美国在对华信息战中具有单方面优势。当前，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峻、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面对大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等技术的发展和紧密结合，以及“数字中国”和“数字政府”建设的不断推进，加强中国互联网上的开源信息和数据安全治理迫在眉睫。中国应加强开源语言数据安全教育和安全制度建设，建立信息公开与反开源情报冲突协调解决机制，以提高语言数据安全认知水平，健全语言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加速网络反情报整体能力提升。

编辑 | 鲁方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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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当代美国评论》2026年第4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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